论杨齐贤、萧士赟注对李白作品内涵的把握

论杨齐贤、萧士赟注对李白作品内涵的把握

张 佩

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，宋杨齐贤集注，元萧士赟补注。这是现存最早的李白作品注本，非常珍贵。杨齐贤，字子见，永州宁远（今湖南宁远人），庆元五年（1199）进士，“两应制试第一；执政以贤良方正荐，授通直郎。”^①一般认为他是第一位给李白诗作注的人，注有《李翰林集》二十五卷。继之者萧士赟，作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，附杨注后合刊之。萧士赟，字粹可，号粹斋，又号冰厓（一作崖）后人，赣州宁都（今江西宁都）人，元初隐居不仕，今人胡振龙认为：“萧士赟在历史上主要是一个诗论家。”^②顺应李白研究复归“细读文本”的趋势^③，笔者在点校整理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之后，对两位注家如何把握李白诗的内涵，在解读中存在哪些不足等问题诗进行了细致地考察。

一、指明理解诗意的焦点、难点所在

笔者现以《永王东巡歌》为例，予以细论。组诗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关乎李白后期从政，历来争议不断，几如聚讼。杨、萧注中已率先提出了几个争论点：

第一，《其九》是否伪作。

杨齐贤曰：“按此诗正当十首，第九首乃伪赝之作。”萧士赟于《其九》题下注曰：“合十一篇而观此篇，用事非伦，句调鄙俗，别是一格。伪赝无疑，识者必能辨之。”遂开辟了一处“诗家必争之地”，但后世“识者”均将注意力放在搜取证据辩证“伪赝”上，反倒疏忽了对率先发难者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。先录太白本诗于下：

祖龙浮海不成桥，汉武寻阳空射蛟。我王楼舰轻秦汉，却似文皇欲渡辽。

这里涉及四个人物：祖龙（秦始皇），汉武，我王（永王璘），文皇（唐太宗）。除“我王”之外，其它三人均是皇帝。永王尚未建立辉煌功业，何德何能与历史上杰出的帝王相提并论？唯一的共同的点便是四者均为“贵胄”。萧氏认为第九首用典不伦不类，概是以四者并列看起来怪异，不够妥当罢了。而运用典故无须层层符合、处处匹配，只要某个层面相通便可。太白咏贵妃以巫山神女、赵飞燕作比，当是出于同样的用典方式——既然都是伴君左右的绝代佳人，且时人做诗寻常用到，有何不可诉诸文字？这也就是说太白在创作时，有时会率先注重典故的“相通”“相同”之处，不大计较细节上的差异，或是太在意典故中涉及人物的分量是否相当。

那么“句调鄙俗”，又从何谈起？诗中涉及四个事件：（1）祖龙浮海。齐贤曰：“《齐地纪》：秦始皇作石桥，欲过海看日出处。有神人能驱石下海，石去不速，神辄鞭之。”士赟曰：“《史·秦始皇帝纪》：今年祖龙死。苏林注曰：祖，始也。龙，人君象，谓始皇也。又浮江下，观藉柯，渡海渚。”王琦注：“《水经注》云：《三齐略记》曰：始皇于海中作石桥，海神为之树柱。始皇求与相见，神曰：“我形丑，莫图我形，当与帝相见。”及入海四十里见海神。左右莫动手，工人潜以脚画其状。神怒曰：“帝负约，速去。”始皇转马还，前脚犹立，后脚随奔，仅得登岸。画者溺死于海。”注家所选文献记载看起来相似，实则不同。杨注言“神人驱石”，萧注言“浮江渡海”，王注则是始皇因海中造桥一事勾连出一串与海神的恩怨。究竟哪个典故更合适？尽管七绝不要求对仗工整，但“祖龙浮海不成桥，汉武寻阳空射蛟”对仗甚巧，细究起来亦能归入宽对，“祖龙”对“汉武”“浮海”对“寻阳”“不成桥”对“空射蛟”。诗句可译释为“祖龙浮海桥不成”。王注可以充分解释“不成”的原因，却不能说清“浮海”的目的。杨注所引指明始皇造桥的目的是“欲过海看日出处”，萧注侧重始皇行程，目的为视察江山。（2）汉武射蛟。齐贤曰：“汉元封五年冬，行南巡狩。登灊天柱山，自寻阳浮江，亲射蛟江中，获之。舳舻千里，薄枞阳而出。枞阳，江州射蛟浦上积水，相传汉武教楼船于此。”王琦注：“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元封五年冬，行南巡狩，自寻阳浮江。亲射蛟江中，获之。”瞿蜕园、詹锳注释亦同。汉武射蛟以成功宣告结束，而此行的目的为“巡狩”。（3）文皇渡辽。杨注：“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称天皇，而未尝度辽，渡辽乃文皇也。”萧注：“按天皇当作文皇，盖高宗称天皇，未尝伐辽。”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：“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。……五月丁丑，车驾渡辽，甲申，上亲率铁骑与李世勋会围辽东城。”正言太宗度辽事。太宗渡辽的目的诚如为讨桀骜之夷，征不庭之国，辅王室以正四方。

从三位帝王出行的结果来看，只有始皇浮海遇挫，汉武和太宗均取得成功。若以目的观之，惟有太宗之行有利于江山社稷，而始皇汉武均为好大喜功，巡狩求仙的“浪游”，故是否功德圆满根本无关紧要。太白遂径直以“不成”“空”来作为评判。那么，与太白息息相关的第四件事——“永王东巡”，便自然似太宗之举而非秦皇汉武之游。杨、萧在具体注释诗句时，还比较准确，只是综合起来没有作出正确的判定。仍然陷在用典不伦不类这一点上，忽略四人出行目的的同异才是太白落笔的重心所在。

萧氏又称《其九》“别是一格”，这是他“合十一篇而观此篇”后得出的结论。后世有人接受了这种观点，明人游潜《梦蕉诗话》称：“公然以天子之事，为永王比拟，不无启其觊僭之心。”^④遍翻史书，罕见启人恶念，以此种大张旗鼓，尽人皆知的方式；居心叵测，还能诉诸磊落清白，匀如贯珠的文字。清奚禄诒曰：“东巡歌读之再四，断为伪作。因笔力不似太白，而中多轻语，况太白被胁，岂有心情更作诗耶！”^⑤然而“被胁”本是托辞，奚氏信以为真，反以歌诗为伪，盖疏于考察。这组诗的特点很鲜明，不求意蕴绵长，惟图曲尽人意、酣畅淋漓。每首都体现出太白对此次出巡的热情与信心，有种对某事“深信不疑”的气质，何曾来得半点“受胁”痕迹？而诗人自信的来源并非巡游本身，而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——收复失地，恢复山河。杨、萧以其伪赝，概是将此诗视为政治缩影，解得过于质实，索隐甚深，反倒不得要旨。

第二，“天子”指玄宗还是肃宗。

组诗中“天子”指谁？永王璘事件，关键在于此。杨、萧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，却在征引中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。在题下注中，萧士赟引《新唐书》，王琦引用《旧唐书》。萧注几乎全部征引，王注则是有选择的。两唐书对永王璘“造反”的记载，无论篇幅长短，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，为后人认识事件性质留下很大的空间。萧注征引信息量更大的《新唐书》，恰是看重了《旧唐书》所未载的那部分内容^⑥，在《其五》注中，士赟曰：“此诗白欲讽永王为勤王赴难之举，如本传中所载广琛等语是也。”萧注将这种观点贯穿在组诗的阐释中，《其一》注重词句彼此勾连，颇富启发性：

永王正月东出师，天子遥分龙虎旗。楼船一举风波静，江汉翻为雁鹜池。

士赟曰：《诗·棫朴》：周王于迈，六师及之。笺云：谓出兵征伐也。二千五百人为师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常》：交龙为旗，熊虎为旗。《尔雅·释名》：熊虎为旗，将军所建，象其猛如龙虎也。《西京记》：武帝昆明池习水战，中有戈船、楼数百艘。此咏永王出师，首篇表之以“天子遥分龙虎旗”者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书王之意也。太白忠君之心于此可见。百世之下未有发明之者，故书于此。“江汉翻为雁鹜池”者，但形容上句。雁鹜且安迹于江汉，其静可知。而杨子见乃引吴元济《鹅池》为注事，非矣，今删去。^⑦

被萧注删去“鹅池”事，出自《旧唐书·李愬传》，又见《新唐书·李愬传》和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六》。李愬为擒获吴元济，巧妙利用城旁鹅池地理条件，令战士击鹅，用鹅鸣声掩盖军事行动，最终达到目的。这个典故中鹅声嘈杂与“风波静”的气氛相去甚远。而王注引《太平御览》及王筠诗，以梁孝王雁鹜池为释。萧注未征引材料，只是分析了两句关系，作出“雁鹜且安迹于江汉，其静可知”的解释。其抛开字面，探究隐含的意义，倒使诗意更易理解。萧注体会到“天子遥分龙虎旗”对于组诗的引领作用，又以“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书王之意也”比李诗，认为太白将永王排除在“乱臣贼子”之外，领“天子”之命，行“出兵征伐”之义。既然得到天子肯定，那么永王的行动在太白看来确为排除纷乱的正义之举。“正义”与否，《降永王璘庶人诏》很能说明问题。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三十九《降永王璘庶人诏》：

诏曰：臣子之节，君亲是奉。或志怀干纪，当义在灭私，盖前王所以持法割恩、垂涕行戮，言念及此，叹息弥深。顷以凶孽乱常，关畿暂阻，朕乘舆南幸，遵古公避狄之仁；皇帝受命北征，兴少康复夏之绩。犹以藩翰所寄，非亲莫可。永王璘，谓能堪事，令镇江陵，庶其克保维城，有俾王室。而乃弃分符之任，专用钺之威，擅越淮海，公行暴乱。违君父之命，既自贻殃；走蛮貊之邦，欲何逃罪？据其凶悖，理合诛夷，尚以骨肉之间，有所未忍。皇帝诚深孝友，表请哀矜。虽绾绶全体，礼可行于曩制而削土。勿王事亦着于前史。昔广州有罪，因废为人，常山免诛，爰将徙地，是用矜其万死屈于九刑，宜宽伏锧之命，俾黜析珪之典，可悉除爵土，降为庶人，仍于房陵郡安置，所由郡县，勿许东西。朕存训诱勖之，忠孝不虞，孱懦遂至昏迷。申此典章，弥增愧叹。^⑧

首先，此诏以“降罪”为目的，却将永王的“罪行”写得甚为潦草。“违君父之命”算是定性，与开篇“臣子之节，君亲是奉”呼应。不安心执行命令，这就有违臣子之节。“君亲”也不单指玄宗，还包括肃宗。一个“乘舆南幸”，一个“受命北征”，朝中无君的情况下，“以藩翰所寄，非亲莫可”当是二人达成的共识。那么，“令镇江陵”无论是谁亲自发出，当同时得到另一位的支持。其次，诏书先说“持法割恩、垂涕行戮”，后则落重墨于如何宽大处置，还特别举出前例，倒像是专门向肃宗求情一样。此外，玄宗认为永王“孱懦遂至昏迷”，与《唐书》所载“有窥江左之心”不同。故知，玄宗始终认为永王所作所为并非“蓄意”，而是没有强大稳健的心智。

如果说玄宗对永王的处罚是“有所为”却不深究，肃宗则正相反。《新唐书》卷八十二：“璘未败时，上皇下诰：‘降为庶人，徙置房陵。’及死，侁送妻子至蜀，上皇伤悼久之。肃宗以少所自鞠，不宣其罪。谓左右曰：‘皇甫侁执吾弟，不送之蜀而擅杀之，何邪？’由是不复用。”^⑨肃宗是在明知永王已死的情况下，“不宣其罪”的，也没有“伤悼久之”，只是象征性地对皇甫侁表示不满，处罚方式不过“不复用”罢了，并未明确追究“擅杀”之罪。此后，代宗即位不久便为永王平反昭雪。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本纪》宝应元年（762）：“五月……丁酉，御丹凤楼，大赦……棣王琰、永王璘并与昭雪。”这也从侧面说明永王的“罪孽”并不深重，甚至根本就不能成立，故而为其平反并不许需要拖延许久，刻意等待最有利的时机。这是自然而然就能办到，不会受到朝臣阻挠的事。

这样看来，太白对永王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他亲身经历了一段史书记载不详的历史。而杨、萧对“天子”“帝”等称呼不注其具体指代，该对自己所持“太白忠君爱国”的观点丝毫不疑，“天子”是玄是肃，都不影响太白的忠诚。即便后来失败了，也是政治眼光问题，并不妨害太白初衷。

第三，诗中昭阳殿、鳷鹊楼的位置。

《其四》：“龙盘虎踞帝王州，帝子金陵访古丘。春风试暖昭阳殿，明月还过鳷鹊楼。”齐贤曰：“《西都赋》曰：昭阳特盛。《汉书注》：鳷鹊楼在云阳甘泉宫外。谢玄晖诗：金波丽鳷鹊。”士赟曰：“《上林赋》：过鳷鹊，望露寒。张揖曰：昭阳、鳷鹊，楼殿名，皆在长安。此四句诗意是讽永王，谓金陵亦古帝都，今为丘墟。王其访此，当触景而思昭阳、鳷鹊之在长安者，风月亦无人管领也。黍离之悲，蔼然见于言外。”二者都认为“昭阳殿”“鳷鹊楼”在长安。王琦则不以为然，认为“皆谓金陵之昭阳殿、鳷鹊楼也。旧注以为在长安者，非是” ^⑩。瞿注完全接受了王氏的观点。詹注进而解之为“南朝宫观”，且补充谢朓《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》：“金波丽鳷鹊，玉绳低建章。”作为论据。盖是借鉴了严评本载明人批语，所谓：“金陵无昭阳、鳷鹊，玄晖诗是借说，殊无谓。不若用六朝宫殿名应上二句亲切，若指长安，则更支离难通。”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：“这首表明永王已经到过金陵，使‘龙盘虎踞’的六代帝都又恢复了生意。春风着手在吹暖着昭阳殿，明月从新又照亮了鳷鹊楼。李白本有迁都金陵的主张，故加意写出金陵的复活。”^⑪这是将“金陵说”解说得更加圆满。

细读太白诗，“春风试暖”“明月还过”，不一定非要实指本地景致。首先，诗中已言明所访为“古丘”。朱谏曰：“此承上三吴而言永王出师向金陵也。金陵之地，钟阜石城，龙盘虎踞，自古帝王之州也。六朝既往，变为丘墟，昔者王气今已衰矣。永王南巡于金陵，不过访问前代帝王之丘墓而已矣。……愿无留滞于金陵，久居于外方，急于勤王，以匡社稷，使乘舆早得以返正，上皇不久于蒙尘可也。”^⑫想永王至金陵时间仓促，至一处凭吊已盡显其诚，何必访问完丘墓，再刻意观赏一番前朝后妃居所。萧氏体会到诗句中“访古丘”与“春风试暖”“明月还过”间有个“触景生情”的衔接点，而不是囿于“金陵”这个质实的方位，整首被理解为实景再现一般。

第四，“五色光”“小山”，写实还是抽象？

《其三》：“雷鼓嘈嘈喧武昌，云旗猎猎过寻阳。秋毫不犯三吴悦，春日遥看五色光。”《其十》：“帝宠贤王入楚关，扫清江汉始应还。初从云梦开朱邸，更取金陵作小山。”其中“五色光”“小山”并不难解释，只是杨、萧注有些脱离诗意，其于词语本义、引申义的选择，对后世注家也产生了一些误导。注解“五色光”：

士赟曰：《汉·高帝纪》：望其气皆为龙，成五色。《史记正义》：京房易兆曰：“何以知贤人隐？”颜师古曰：“四方常有大云，五色具而不雨，其下贤人隐矣。”魏文帝诗：丹霞夹明月，华星出云间。上天垂光彩，五色一何鲜。

王琦注：《越绝书》：军上有气，五色相连，与天相抵，此天应，不可攻，攻之无后。《南史·王僧辩传》：贼望官军，上有五色云。

詹锳注：五色光，《越绝书·外传纪·军气》：“军上有气五色相连，与天相抵，此天应不可攻，攻之无后。”又《南史·王僧辩传》：“贼望官军，上有五色云。”

考诸征引文献原文，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亚父范增说羽曰：‘……吾使人望其（刘邦）气，皆为龙，成五色，此天子气。’”这里的五色云气乃“龙气”，当然不是刘邦身上散发出来的，而是范增借此来说服项羽。颜师古所云则为昭示贤人出现的“祥云”。魏文帝《芙蓉池作诗》用“五色”形容云霞绚烂之美。王注、詹注征引《越绝书》《南史》，其中得到“五色云”与“军队”关系更加紧密，似乎更加贴近太白诗境。实际上，文献中的“五色云”，都有一层神秘的色彩，用在帝王身上就是“谶纬”，用在军队出征无非“祥符”罢了。

太白诗中的“五色光”显然要纯粹得多。此诗前两句“雷鼓嘈嘈”“云旗猎猎”乃太白亲闻亲见，他当时身在楼船之上。“秋毫不犯三吴悦”则是船队行驶过程中，诗人看到两岸欢闹的人群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七列传第五十七玄宗诸子：“十五载（756）……十二月，擅领舟师东下，甲仗五千人趋广陵。……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，大署其名，璘遂激怒。……乃使浑惟明取希言，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使李成式。”^⑬以此记载来看，这个“秋毫不犯”直似笑谈，而“三吴悦”更是无从说起。诗家也常以此为据予以诟病。然而永王奉旨赴镇，名正言顺，人心向背不辨自明。太白又以文士身份入幕，自然不会参与一线战场的战斗，他所见的多是严整威武的行军场面。先入为主地认为永王军队“秋毫不犯”，周边民众“欢欣鼓舞”也是很正常的。那么，末句“春日遥看五色光”是视角变幻，构思出两岸之人望见楼船，正与第二句“云旗猎猎过寻阳”呼应。“五色光”可以指晴天丽日下愈发耀眼的云旗，也可以更广泛地指代包括雄壮军容在内的现场实景。

如果说运用文献中的字面义来解“五色光”勉强可通，以此来注释“小山”足可称随意不经了。齐贤曰：“王逸《楚辞序》曰：《招隐》者，淮南小山之所作也。”士赟曰：“《汉书》：淮南王安为人好书，招致宾客数千人。八公之徒咸慕其德，各竭材智，著述篇章，分其词赋，以类相次，或称大山，或称小山。犹诗有大雅、小雅也。”足见，萧氏补注时可能根本未加分析，便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信息。詹锳注：“小山，朱注：‘淮南好宾著书，或称大山，或称小山，李白借言以为宝山也。’王注：‘小山，用淮南王小山事，然借作山岭用，与古说不同。’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：‘李白有《白毫子歌》，首二句：‘淮南小山白毫子，乃在淮南小山里。’又说‘小山连绵向江开，碧峰巉岩绿水回’，则‘小山’分明是山名……显示了永王有以江宁为根据地的用意。’”^⑭深得其旨。小山在这里只是借言山岭，与“淮南小山”那样的辞赋创作群体无甚关系。

二、对太白诗进行细致地校读

首先，萧氏当主要以南宋咸淳刊本《李翰林集》对杨齐贤注本所收李白诗进行校勘^⑮。咸淳本中没有以下十首诗：《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》《南陵五松山别荀七》《观鱼潭》《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抒怀》《月夜金陵怀古》《金陵新亭》《庭前晚开花》《宣城长史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》《暖酒》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》。这些诗，萧本中同样没有，比如宋蜀本在卷十八《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》一诗下，即为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并序》，萧本此卷无此诗并序。而萧本在选择诗句异文方面，也与咸淳本大体一致。但从杨齐贤注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他原来所用底本的诗文与萧本出入颇大（详见拙作《杨齐贤、萧士赟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〉版本系统研究》第一章，此处不予赘述）。萧氏在进行校读的过程中，直接依照咸淳本进行更改，并未对杨氏底本进行保留。此外，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二词，首见于当涂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^⑯。分别位于卷四“乐府中”最后，卷五“乐府下”《清平调词三首》与《估客行》之间。萧氏则将其置于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卷五乐府的最后。拙作已指出，萧注凡例之一便是将存疑的篇目置于卷末，此处便是一例。或有人疑杨本已经有此二词，然两词题下及诗句下并无杨注，与萧氏的删减原则不符。萧注此二词比较精简，没有对单个词语进行训释，只是征引前朝诗句罢了。然而《菩萨蛮》的题下注却特别值得称道，士赟曰：“按此二词，至今其调犹存，其所自始乎？”郁贤皓先生说：“此二词首见于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，从而使李白词被称为‘百代词曲之祖’，此乃当涂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的重要贡献。”实际上，咸淳本分散录入此二词，还不至于诱发如此大胆的评价，倒是士赟这个谨慎的揣测率先提出了这一极为重要的“词祖”问题。

其次，萧氏对个别字词进行考证，并予以厘正。如卷一《大鹏赋》：“燀赫乎宇宙，凭陵乎昆仑。”此句注曰：

士赟曰：萧注本云：按“烜赫”当作“燀赫”。《庄子》曰：警扬而奋鬣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荡，声侔鬼神，燀赫千里。《世本》作“烜”字，传写者作此“炟”字之误，文解不得，遂作“烜”字，今就厘正。^⑰

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太白集校注》：

〔燀赫〕：燀，两宋本、缪本、咸本俱作“炟”。《文萃》作“赫奕”。按：炟即烜字避宋讳缺笔。

宋代避讳甚为严格，生活于宋末元初的萧士赟对避讳应当非常熟悉。今人认为“炟即烜字避宋讳缺笔”，未免有些草率。据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·叙例》云：“仆自弱冠知颂太白诗。”足见他手头所有，当为北宋刊本或是南宋中期的本子。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苏州知州晏知止将曾巩考次的李白集交由毛渐刊行，这是李白集的第一个刻本，世称苏本。北宋年间又有据苏本翻刻的蜀本。南宋以后各种李白集大抵以此为祖本。虽然七世以内须避讳，宋代避讳字又喜用□、缺笔、同音字代替，但恒、桓等均以缺末笔常见，此处是否为缺笔讳还不能完全肯定^⑱。“炟”字从年代看，或需避讳，但从避讳方法来看，并不合惯例。萧士赟所看本子直接为“烜赫”，没有避讳。他对前代版本中的“炟”改而为“烜”，作了一番考证，认为这是传写之误，后人纠谬以为“烜”。

第三，萧氏整理出了一批重出诗。如：卷十八《白云歌送友人》，士赟曰：“此诗已见第六卷，特首尾数语不同。而此则尾语差拙，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，今两存之。”这里萧氏所指的当是卷之七歌吟《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》，写“第六卷”概是记错了卷数。卷二十四《感兴八首·其四》，士赟曰：“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，必是当时传写之殊。编书者不能别，姑存于此卷耳。观者试以首一句比并而论，美恶显然，识者自见之矣。”卷二十四《感兴八首·其七》，士赟曰：“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三十六首，但有数语之异。是亦当时衲本、传本之殊，编诗者不忍弃，两存之耳。”萧氏的优点是，虽知其重出，然不忍弃置，一并存于集中，以俟巨眼者。不足之处在于：偶尔记错诗作卷数；简单指出诗作差别，不予细论，以“尾语差拙”“美恶显然”等语一笔带过；未能将太白集中所有重出诗歌找出，如：卷十二《赠钱征君少阳》与卷十八《送赵云卿》无任何差异，自然也可算是重出诗。但士赟并未在注释中标出，仅在标题旁注出“一作《送赵云卿》”。此外，《感兴八首·其六》与《古风五十九首·其二十七》也极为相似。

三、注中明显的错误及疏漏

《古风·其十八》（“天津三月时”）萧注引《三辅记》谓“天津”指咸阳，无疑是常识性的错误。天津在这里指洛阳“天津桥”，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五有详细记载。

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·其八》：“天子一行遗圣迹，锦城长作帝王州。”士赟曰：“一行，僧人也。唐史载玄宗狩蜀至成都，过此问桥名，左右对曰：‘万历桥’。上因叹曰：‘开元末，僧一行谓朕曰：更二十年，国有难，陛下当远游至万里之外。此是也。’由是驻跸成都。一行谶之，明皇实之，故曰天子与一行遗此圣迹也。”僧一行之事，唐史有记载，萧氏征引当有本也，然用在这里却极为牵强。既然诗中言“遗圣迹”，动作的发出者只能是天子一人。“一行”可解释为玄宗一离开长安便出行蜀地，既与僧人谶语无关，也不能指“天子一行人马”（那些随从同样不适合“圣迹”二字）。无怪乎朱谏在《李诗选注》卷五驳之：“穿凿甚深，且已僧与天子并称可乎！”胡震亨《李诗通》卷五更是指其“傅会谶语，以为指僧一行，殊谬。”

《分类》卷四《白纻词三首·其一》：“扬清歌，发皓齿，北方佳人东邻子。且吟《白纻》停《绿水》，长袖拂面为君起。寒云夜卷霜海空，胡风吹天飘塞鸿。玉颜满堂乐未终，馆娃日落歌吹濛。”这首诗，胡振龙《李白诗古注本研究》评道：“此将‘馆娃日落歌吹蒙’句归入其一，不确。”^⑲他认为这是萧士赟划分诗句时犯的严重错误，依据大概是王琦注。王琦曰：

鲍照《白纻辞》：“朱唇动，素袖举，洛阳少年邯郸女。古称《绿水》今《白纻》，催弦急管为君舞。穷秋九月荷叶黄，北风驱燕天雨霜，夜长酒多乐未央。”太白此篇句法概全拟，萧本以“馆娃日落歌吹蒙”一句续作末句，便不相类。今从古本。

实际上，此句续作末句，并非士赟之误，他只是采用了与王琦不同的版本罢了。王注中频频提到的“古本”，指宋蜀本，而萧氏此处选用的是咸淳本。宋蜀本将末句归入《其二》作为首句，且作“馆娃日落歌吹深”；此外，“扬”作“杨”，“歌”下有小字注“一作音”。萧本所用太白诗与咸淳本完全相同，只不过咸淳本末句之下有小字注：“‘蒙’一作‘深’。一本此一句是第二首首句。”这里特别指出的“一本”当指宋蜀本。因此，末句如何划分是选择哪种版本的问题，王琦、胡振龙均误以为是萧氏之误，谬甚。然而，萧士赟错不在此，彼处却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。王注云此篇句法全拟鲍照，并非原创，而是借鉴了萧注。士赟曰：

太白此词全篇句意间架并是拟鲍明远者。今录鲍辞于后，可参看之：朱唇动，素袖举，洛阳少年邯郸女。古称《绿水》今《白纻》，催弦急管为君舞。穷秋九月荷叶黄，北风驱雁天雨霜，夜长酒多乐未央。杜少陵所谓“俊逸鲍参军者”，其此之谓欤。

足见，王氏几乎全盘舶来，不过是在语言组织上做了些调整罢了。士赟既然已经发现太白诗全从鲍照处来，彼此参校一下，就该选择依照宋蜀本来处理末句。

《白纻词三首·其三》：“吴刀剪彩缝舞衣，明妆丽服夺春晖。”齐贤曰：“《古今注》：吴大帝有宝刀三，一曰百练，二曰青犊，三曰漏影。”古时以吴地作刀最为锋利，故张华诗赞曰：“吴刀鸣手中，利剑严秋霜。”（《博陵王宫侠曲二首·其二》）^⑳杨氏所云若拿来注释张华诗大致不差，只是用这样的冷兵器裁衣匪夷所思，特别注出吴大帝宝刀更是令人绝倒。这里萧氏纠正了杨注，注曰：“鲍照《白纻舞歌辞》：吴刀楚制为佩祎。”方才顺诗意，合情理。

四、注释不全面、理解不到位的地方

卷四《妾薄命》：“汉帝宠阿娇，贮之黄金屋。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。宠极爱还歇，妒深情却疏。长门一步地，不肯暂回车。雨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”首先，齐贤对“九天”的注释不完整，也很单薄。曰：“王逸注《天问》曰：东方皥天，东南阳天，南方赤天，西南朱天，中央钧天。”这里征引王逸注，不能说有误，只是不全面，不能充分阐释“九天”。九天，谓天之中央与八方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指九天以为正兮，夫唯灵修之故也。”王逸注：“九天，谓中央八方也。”^㉑汉扬雄《太玄·太玄数》：“九天：一为中天，二为羡天，三为从天，四为更天，五为睟天，六为廓天，七为减天，八为沉天，九为成天。”^㉒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谓天有九野：中央曰钧天，东方曰苍天，东北曰变天，北方曰玄天，西北曰幽天，西方曰颢天，西南曰朱天，南方曰炎天，东南曰阳天^㉓。太白此句诗是将“汉帝宠阿娇”的情形以夸张的手法充分展现出来，则“九天”在这里不仅有“大”之意，还有“高”这个意思。《孙子·形篇》：“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”梅尧臣注：“九天，言高不可测。”^㉔联系到武帝和阿娇，“九天”在这里还可引申指宫禁；且唐人喜以“九天”代之。王维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诗：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^㉕杨巨源《圣寿无疆词》之九：“晴光五云叠，春色九天深。”王涯《宫词·其七》：“为看九天公主贵，外边争学内家装。”^㉖杨注即使不注出引申义，也当完整注出本义，而不是写明“五天”便没有下文。

其次，士赟对全诗主旨的理解，有刻意比附之嫌。士赟曰：

太白之诗其旨出于《国风》，往往寄兴深远。欲言时事，则借古喻今。此诗虽言汉武之事，而意则实在于明皇王后也。二后事迹，前后一辙，虽各以无子、巫蛊、厌胜废，然究其所原，实卫子夫、武惠妃争宠，有以激之也。陈后之废，相如作《长门赋》；王后之废，王諲作《翠羽帐赋》，冀以讽帝，而夫妇之天卒莫能回。太白此诗其作于《翠羽帐赋》之后乎？不然何以有“雨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”之语哉。辞意凄断，读之令人感叹。

萧氏似乎很喜欢以明皇王后事注解李诗，前有《古风五十九首·其二》，后有《妾薄命》。《古风五十九首·其二》因此被系于开元十二年（724）。然而，时年二十四的李白尚未出蜀，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关心此宫帏之事，汲汲于效仿王諲作《翠羽帐赋》讽帝？《批选唐诗》评《妾薄命》：“艳情雅调，愈俗愈佳。”《李杜二家诗钞评林》：“绵绵有情，诵之惘惘。”^㉗究竟妙在何处？《唐诗镜》：“末二语善乎国人之怨，朴貌深衷。”《唐诗快》：“（末二句）忽作庄语，不异棒喝。”故知，此诗末二句乃精髓所在，尽得《国风》体态。那么士赟所言“太白之诗其旨出于《国风》，往往寄兴深远”是领略旨意之语，言其“欲言时事”“借古喻今”也不差。只是对“今”的理解太过质实生硬，使此“辞意凄断，读之令人感叹”的佳作变成纯粹政治事件的回音。支持士赟者寥寥可数，《严羽诗话》：“《妾薄命》提醒宠妒无用，末二句从此生（‘宠极’二句下）。”^㉘《围炉诗话》云：“《妾薄命》，刺武惠妃之专宠也。”^㉙其他诗家则持不敢苟同的态度。《唐宋诗醇》曰：“御评：因题见意，与《白头吟》同，不必妄傅时事也。‘雨落不上天’以下，一意折旋，可以发人深省。”^㉚赵文哲《媕雅堂诗话》：“‘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’二语殆其自赞。”^㉛如其所言，此诗可以理解为 “因题见意”手法创作的精品，形容尽态，妙于语言，动人心以情，明世态以理。也可以理解为借男女情事，写君臣遇合之不易。结合太白遭际，此诗或写于赐金遣还后不久。所谓“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”，享尽人臣荣宠与陡然恩断义绝，相去不远，能不凄婉缠绵，倍添感慨。

综上所述，杨齐贤、萧士赟注释对李白作品内涵的把握有值得借鉴之处，也存在不少问题，观者在运用古注品读太白诗时当详加甄别。此外，重视对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的深入解读，一则可以使李白研究不断深化；二则有助于提升杨、萧注本的利用价值，研究者当予以全面关注与探研。